2023年11月28日《深圳特区报》理论周刊/专论版

　　去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里，我想就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科学内涵提出两个问题：一是我们与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是什么？二是以什么来规定、界定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中国式”？ 

　　从物质文明的角度看，比如公路桥梁、高楼大厦、海陆空港、科学技术，这些都是现代化的文明，各国具有共同性。我们看纽约、东京和深圳，这些城市建设到最后都有什么大的区别吗？其实是没有多大的区别。也就是说，在物质层面，很难界定“中国式”。那么我们以什么标准来规定、界定“中国式”呢？我想就是文明、文化，尤其是自主的知识体系，是精神方面的因素界定了“中国式”。中华民族自古崇尚文明。习近平总书记这些年，尤其是十八大以后一直在提倡文明复兴、文化自信，现在又提倡文化传承，更是对知识界提出了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的任务。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其他国家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为什么要提出这一点呢？主要有以下三个考虑。

　　2023年7月28日，在成都大运会开幕式上，6个来自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身着彝族服饰的小孩子以一首《国旗国旗真美丽》唱响了开幕式（图源：新华社）

　　第一，中国的知识体系理论建设还有待起步。我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就知识体系在世界的格局而言，我们面临三个“不相称”，即与数千年源远流长的古老且从未中断的文明不相称，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故事不相称，与庞大的经济体量不相称。我长期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在美国、欧洲和东南亚都工作过。如果从世界社会科学体系的发展现状看，西方还是在理论构造上占据了一个绝对优势的地位。我们现在所用的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基本上是对西方经验的叙事，哪些西方科学概念和理论是基于中国的实践经验之上的呢？从自主知识体系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的使命，我们无疑需要在中华文明传统基础上综合吸纳世界文明成果创造出一个人类文明新形态来。    

　　第二，对“中国的现代化并非西方化”的表述要做更为科学的理解。我们追求的现代化是非西方的现代化，但并不是反西方的现代化。“非西方化”并非“反西方”。现在有些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说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对西方现代化的一个挑战，就是反西方文明的现代化。国内一些民粹主义声音也经常把“非西方”理解成为“反西方”。其实，了解中国的人们都知道，中华民族为何能生生不息，两个首要条件就是中国文明的包容性和互鉴性。我们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是多元的现代化和多元的现代性，我们文化叙事的构建并不是在反西方，也不是取代西方，我们只是追求非西方的现代化，一个建立于中国传统文明之上的现代化。我国古老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和谐”。什么叫和谐呢？从今天全球化角度看，全球化促成了“全球村”的形成，形成了人类共同体，即使这个共同体里面各方有不同的理念和价值观，但是大家命运与共，都需要在这个命运共同体里面追求和实现自己的理念和价值观。实际上，文明因为多元而美丽，因为不同而繁荣。

　　第三，对中西文明在宗教和伦理认知上的区别要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历史地看，宗教在西方和非西方社会之间所爆发的冲突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十字军东征，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教徒们各自拥有自己的上帝，都认同自己的上帝拥有绝对的真理。宗教冲突并没有因为社会的进步而终止。在当代，宗教认知往往演变成为认同政治，以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不管如何，宗教文明是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理论的核心。但宗教冲突或者“文明的冲突”这一理论放到中国的传统社会则难以成立。中国素来遵循儒家伦理，儒家对于宗教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即宗教是个人事务，不能把宗教带到公共事务中来，故而解决了政教分离的问题。可以说，世俗和宗教是中西文明的原点和不同的本质性规定。

　　谈及至此，中国世俗文明对人类的贡献是大大被低估的。宗教一直被视为是近代西方崛起背后的精神因素。类似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那样的观点一直是西方的主流观念。与之相反，中国的世俗文明或者中国人的“不信神”则被视为是中国落后的精神根源。从早期的传教士到后来的英国哲学家罗素都有这样的想法。尽管这种“形而上”的学说可以探讨，但经验地看，儒家的“敬鬼神而远之”的思想免除了中国发生大规模的宗教冲突。尽管在社会层面，中国历史上也不时发生关乎宗教的局部摩擦，但并不存在像西方世界那样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因此，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宗教对政治的影响从来不是主流，世俗文明才是中国文化最为核心的特性。

　　马克思·韦伯（Max Weber，1864-1920）

　　（图源：libertaddigital）

　　再者，儒家强调“有教无类”，并无文化排他性。中国人对人的认知区别只有“文明”跟“野蛮”的区别，而“文明”跟“野蛮”的唯一区别就是有没有受过教育；即使最野蛮的人受过教育，也可以成为文明人。这种“有教无类”的文化包容性就是孔子留传下来的最好的文化遗产之一。

　　数千年来，中国因为文化的包容性、互鉴性，形成了一个复合文化。有人用“多元文化”来形容，但是我更希望用“复合文化”这个词来表示中国文明的特性。“多元文化”的文化指的是不同文化同时存在于一个空间的状态，并不能解释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而复合文化指的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契合性、包容性和嵌入性。人们总是说，中国文化多元一体，但实际上是复合一体，因为只有具有互相契合性、包容性和嵌入性的文化才构成一体。多元但不契合、不包容、不嵌入的文化很难体现为“一体”。今天的西方就是这样一种情形。

　　概括地看，中国的复合文化经历了三个大的历史发展阶段。

　　第一次文化的复合发生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文化繁荣。各种思想和文化都根植于当时不同的地方实践。用今天的话来说，都具有原创性。这些原创性思想影响深远。尽管汉代以后才把儒家确认为正统的官方意识形态，但我们要意识到，汉朝时期所确立的儒家文化已然是融合了百家思想中的诸多理念，跟先秦时期比起来已经大为不同。董仲舒提出所谓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或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主要指统治政策和治国思想。在社会层面，其他思想和文化依然存在。进而，即使是儒家本身也是在与其他思想沟通、交流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故而，这是第一次文化的复合。

　　第二次文化的复合，就是唐、宋正式吸收了佛教文化以后的中国文明。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后，经过漫长时间的“中国化”，非常贴切地融于中国文化当中。再看佛教发源地——印度，目前则只有0.7%的人信佛教，梵文更是很少人掌握。当然，佛教的中国化，也得感谢宋朝的二程（程颢、程颐）与朱熹，他们既懂中国文化，又懂佛教文化，在两者的融合上做出了非常伟大的贡献。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儒表佛里”的。因此，这可以算作文化的第二次复合。

　　汉明帝时曾派遣蔡愔前往天竺求取佛经。两年后，天竺僧竺法兰与迦叶摩腾自西域以白马驮经来至中国。《白马驮经图》是明代画家丁云鹏创作的纸本设色画，即绘白马驮经故事（图源：搜狐新闻）

　　第三次文化的复合，则是近代以来我们经历的一次大的文化变革，即近代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伟大的变革到今天还在持续。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现在的习近平，一直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在毛泽东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成了中国革命的成功。在邓小平时代，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促成了中国经济发展。今天，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促成中国式现代化。不管如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建立在西方实践经验之上的，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实践经验之中。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来看，无论是内部的改革开放，还是外部的参与全球治理、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无一不深刻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性特征。

　　从这个角度来说，展望未来，我们应当是追求一条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包容、互鉴的复合文化道路。因此，要注意两点内容：一是开放与包容。像唐宋时期的开明风气一样，在中国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借鉴西方的优秀文化创新出中国式现代化。近期，《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指出：“秉持开放包容，就是要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无疑，中国式现代化的崛起应是在人类知识总和背景下的崛起。我们改革开放成功的故事不是排斥西方文化的结果，而是学习吸收西方文化的结果。尤其是深圳，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以来向西方现代化学习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则不会有今天的特区经验。实际上，在我看来，中国文化所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便是如何更大规模、更广泛、更深刻地吸收和消化西方文化。

　　二是文化传承与转化。现在讲文化传承，是要革故鼎新，不是迂腐守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我们要承认亚洲诸多国家尤其是日本对儒家文明传承得非常好。日本连汉字都没有废除，他们还将汉字喻为最美丽的字符。儒家文化圈的朝鲜和越南以前都是汉字，近代以来把它“拼音化”了，所以今天就面临一个文化传承的问题。近代以来，“五四运动”时期，甚至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也有人提出汉字不好写，是不是应该用拼音这样的问题。汉字已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更是刻在民族基因当中，很难想象一个使用拼音系统的中国语言文化。因此，我们要有文化自信，传统需要现代化，传统需要通过创新而更新，但文化同样必须得以传承。

　　谈到文化传承这个角度，我们转到讨论粤港澳大湾区，尤其是深圳。很多人说深圳因为过于年轻，相较于底蕴深厚的城市来说，深圳简直就是文化沙漠。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深圳和大湾区就是中国复合文化的代表。

　　黄埔军校旧址

　　（图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首先是传统岭南文化。岭南地区作为广府文化、潮州文化、客家文化和雷州文化的汇集地，几千年来在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等方面做出卓越贡献，因此可称之为“炎黄文明”。实事求是更是岭南文化“一以贯之”的核心。次者是红色基因的传承。近代以来，粤港澳大湾区便是“红色文化”的发祥地和聚集地，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改革者都是在这里出发。诸如黄花岗起义、黄埔军校、中国共产党的接续奋斗都在这里名垂青史，因此可称之为“红色文化”。再者是海洋文化。自古以来，珠江文化本来就是中原文化与百越文化、海外文化长期融合而形成的地域文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又强调走向海洋，漫长的海岸线孕育着深厚的海洋文化，则可视为“蓝色文化”。所以，我觉得至少有三种颜色是大湾区这个文化复合体的底色。

　　谈到深圳，复合的颜色更多姿多彩了，这就是深圳的移民文化。因为中国的地方文化差异大，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聚集于此，这增加了文化的复合性。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为什么深圳具有如此深厚的创造能力，能让其从一个小渔村发展为今天的制造业基地，且成为科技制造力那么强大的基地呢？其实思考下来是跟移民文化有很大关系。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互相交流，互相促进，互相启发。在同样的文化之间进行交流可能只是一种物理反应，而来自不同地方的文化交流则是一种化学反应，化学反应就会催生出新的思想。

　　我觉得粤港澳大湾区于中国，就相当于加利福尼亚于美国，或者说，粤港澳大湾区类似于加州的旧金山湾区。大家看看旧金山湾区的文化创造能力、科技能力是齐头并进的。鉴于大湾区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我们能不能通过粤港澳大湾区这个文化复合体的存在，向一个高等教育枢纽、一个知识创新枢纽、一个世界文化枢纽的方向发展呢？我觉得完全有可能，因为大湾区在所有这些方面的发展已经有了这个基础。以高等教育为例，大家看一看内地11个城市的高等教育机构，加上港澳的高教机构，并不比美国加州的科教系统差多少。如果内地和港澳两地的基础科研机构能够有效合作，那么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科研能力。以科创环境为例，从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再到技术推广，深圳、东莞、广州的应用技术转化已经领先世界。以文化交汇为例，粤港澳大湾区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中西商贸往来文化，成为了近代以来和西方文化接触最早、融合最好的区域。因此，我们要利用好这些优势条件将大湾区打造为高教的枢纽、科创的枢纽和世界文化的枢纽。这些年大家都在讨论建立“高地”和“中心”等问题，我个人觉得“枢纽”这个概念更好，也更符合我们的现实。    

　　深圳前海从一片滩涂变身投资兴业的热土崛起国际化城市新中心（图源：深圳市前海管理局）

　　就我们知识界而言，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如何构建学术、学科和话语体系。学术、学科、话语三个体系，三位一体，很难区分开来。经验地看，先学术，后学科，再话语。我们今天召开的叫“学术年会”。学术交流的目的是创造和创新知识体系，在构建知识体系的基础之上构建学科体系。如何创造和创新？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把实践经验提升成为概念理论。我觉得完全有可能。因为我们的实践和故事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它提升成为概念和理论，就像近代以来西方的社会科学家把他们成功的经验提升为他们的概念理论一样。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自主的知识体系。只有有了自主的知识体系，才会有基于自主知识体系之上的学科，也才会有基于自主知识体系之上的话语。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知识体系是一个文明核心的核心。如果一个文明不能产生一整套自主的知识体系，那么这个文明只能像已经消失的一些文明一样，等待未来的考古学家去慢慢挖掘它的价值。我觉得，我们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方面是有先天条件的。至少就我们今天出席会议的同仁而言，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大家通过交流把深圳故事讲好，把大湾区的故事讲好，把中国的故事讲好。